作者简介：张利国，大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暨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资助项目“ 大数据支撑下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研究 ” （JDGTT202308）。

文章来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4年第一期。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什么？这是《概论》课首先要回答的元问题，也是关系到树立什么样的历史观的关键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概论》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一条主线，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历史过程论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规律深刻结合，以“四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为指导，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维度生动展现了中华大地各类人群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无论是萌芽于8000年前、形成于6000年前的超稳定的“早期中华文化圈”及到后世发展为“文化上的中国”的考古考察，还是中华各民族基于移民、屯垦、互市、通商、和亲、通婚等多样态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呈现，抑或是战争频仍、政权割据对峙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长时间的族群融合，不同文化相互涵化，中华文明实现了长城边缘地区与中原农耕地区的一体化整合，不仅巩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也塑造了“华夷一统”的政治传统。

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巩固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规律，即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西方的“想象共同体”，而是融聚一体、不可分割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你归你、我归我”的民族“大拼盘”，而是建基于中华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并由此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大家庭。诚如顾颉刚先生对汉民族或汉人的阐释，历史上所谓汉人者，血统既非同源，文化也不是一元的，正为一政府下之“民族”，故脱离了种族意味而更具血缘、文化包容性的中华民族才是最切当的称呼。借助中华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实践，中华民族凝聚生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和不可分割性的生成提供了历史依据。

当前“汉族中心论”“征服王朝论”“内亚史观”“新清史”等各种史观试图以“汉族与少数民族”“边缘与中心”“内亚与汉地”等截然二分的逻辑来裁剪中华民族的历史，解构和消解中华民族共同 体以交往交流交融为基础，以“合”为主流、“融”为关键的中华民族史，这是十分有害的。学习《概论》课，首要的是把握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这条主线，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以国家形式出现而从未中断的文明形态，何以可久可长，赓续不断？诚如潘岳同志指出的，中国人对秩序的热爱让中华文明成为唯一同根同文并以国家形态持续至今的文明。《概论》始终贯穿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这一鲜明主线，它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制度根源，也是我们弥足珍贵的“家风”。习近平总书记就大一统强调指出，“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

“大一统”思想孕育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在春秋战国时期萌芽发轫，至秦汉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后得以实践、确立。中华民族即便在历史上处于最孱弱的至暗时刻，也没有分崩离析，根源就在于“大一统”思想。

其一，在政治上，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通过实行编户齐民，建立郡县制，克服央地离心倾向，确保中央权力在基层的有效治理。通过推行科举制打破阶层固化，推动不同阶层向上流动。通过文官制、乡绅制度等开放多元的人才选拔和使用机制，实现王权、士大夫集团与基层精英共治天下。“大一统”思想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与文化根基。例如，北魏实行的“离散部落”政策，强化了中央集权管理；辽宋夏金并立的诸政权在制度实践上共承“中国”之制，表现在礼制、官制、行政、科举、律法等方面继承隋唐以来的中华传统政治制度，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基础。

其二，“大一统”的思想塑造了中华文化认同之道。不同于西方主要依据种族、地缘和宗教为主的族性划分标准，判定是否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不是靠种族、地缘，而是靠文化。夷夏之别并非种族之别，而是文化差异，华夷可以互相转化，正所谓“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这个过程不是单向的、被动的“汉化”与“同化”，而是双向的涵化、多方的互化和主动的吸收与接纳。如明朝在继承元朝大一统基础上，采取更加开明温和的族群政策和治理措施，多元文化融合、中外文明交流达到全新高度。清朝在文化上尊孔崇儒，行科举、立太学，以示对中原文化的继承与尊重。

其三，这种“道”也体现为统治者追求正统与一统的治国之道以及中华民族和谐相处之道。历史上，无论哪一个民族称尊建鼎，都把建立“大一统”作为政治抱负，都会主动选择继承发展中华文明“大一统”体系，都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吸纳更多民族。如元朝全面开创了“混一南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新局面，此后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域再未出现分裂对峙的局面，开创了空前统一的领土格局。同时，“大一统”也成为深知分裂动乱之苦而渴望和平与有序的天下百姓共同的价值追求，当历史陷入震荡变动而出现分裂对峙时，“大一统”思想成为维系中华文明延续、再造国家统一的强大动力，最终一次次将历史重新载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道路。

其四，“大一统”思想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渊源。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共同体思想，汲取并赋予“大一统”思想新的时代内涵。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我们没有选择苏联的“民族自决”制，也没有选择西方民族国家的分化之道，而是始终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巩固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不变的历史使命，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共同体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生动实践，也是根植于中华文明“大一统”理念的现代转型，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理论自信之源。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起支撑作用的就是我们拥有中华文明这样一个底色。中华民族共同体由数千年中华文明浸润而成，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紧密联系，相互支撑，中华民族共同体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这也成为我们学习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另一条重要线索。正如学者所言，“文明是以文化为基础的历史形态，文化则是民族的内核”。

其一，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植根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发展。这一特性既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生成演变的抽象概括，也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何以由自在、自觉走向自强历史趋势和客观规律的深刻反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就是不断书写和延续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连续性。

其二，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塑造了中华民族革故鼎新的创造精神。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我们既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历史担当，也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能动意识。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注入古老的中华文明，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开创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面临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超大规模国家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等诸多挑战，迫切需要发挥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精神。

其三，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始终坚持“大一统”底线共识。近百年来，部分人习惯于把“大一统”思想作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产物予以揭露和批判，否认“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受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影响，不少人试图将中国传统集权制改组为分权制，将传统郡县制改组为地方自治制，将“大一统”精英治国改组为多党和两党竞选治国。这不符合中国实际，容易引起思想混乱。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文明“大一统”理念的现代转型和全面超越，也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时代彰显和内在要求。

其四，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涵养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开放格局。“中华民族如此多元且能够长期存续，核心在于中华文化兼具内生的包容性特质。”无论是文化领域的互鉴互赏、兼收并蓄，还是宗教领域的多元通和、中外会通，抑或民族领域的“多元一体”“因俗而治”，中华文明以其独特的包容力、吸纳力，滋养和浸润着中华民族共同体，使其稳固而极具韧性。中华民族始终具有开放涵容世界文明的宽广胸怀，没有西方“非此即彼”的一元论思维，也没有零和博弈的排他性观念，其蕴含的“和合共生”“求同存异”等共同体理念成为推动世界和平进步、促进人类和谐共处、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积极因素。

其五，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彰显中华民族协和万邦的天下情怀。和平性是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和文明根性。几千年来，即便是在国力最鼎盛的时候，中华民族也从没有向外征服扩张，而是靠商贸怀柔远人；从没有殖民统治周边邻国，而是靠朝贡体系礼尚往来；从没有对外传教搞文化霸权，而是靠有闻来学赢取人心。今天我们致力建设的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它绝不主张通过损害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来实现民族认同，而是‘紧紧依靠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奋斗，坚持大团结大联合’”，这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中华民族共同体是自然凝聚与政治形塑有机统一的过程，其中，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实现中华民族团结进步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发挥了先锋队和领导核心的作用。《概论》论证了中国共产党何以成为中华民族新选择，何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华民族新纪元，何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及探索文明新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内容，使中国共产党成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种鲜明主线。

其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方面发挥着先锋队作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此时救亡图存、民族独立解放成为时代主题。各种政治力量历经了技术革命、社会革命、实业运动、制度变革以及文化变革等反复探索，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究其根源，就是缺乏一个能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重新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通过实施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等，凝聚民族解放的磅礴伟力，完成了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双重使命。

其二，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中华民族团结进步方面发挥着先锋队作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政治和法理上赋予了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政治屋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党的十八大召开，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上“赋权”（深化民族平等）、经济上“赋利”（推动民族互助）、精神上“赋能”（促进民族团结），使中华民族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和过渡，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更加紧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日趋增强，从而为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奠定了坚实的现代基础。今天我们加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就是要锻造一个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的共同体意识。

其三，中国共产党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着先锋队作用。进入新时代，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机理，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以增进共同性、升华融合性为原则和方向，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开创了中华民族发展新纪元，也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到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凝聚各民族、发展各民族、繁荣各民族”。

由此，学习《概论》课，要从这四个维度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何以由多元聚为一体、何以从自在走向自觉和自强的主要线索和内在机理。中华民族是中华大地上各类人群浸润数千年中华文明，经历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共同历史文化记忆的人们共同体。中华民族不是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简单叠加，而是融聚一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不是“想象的共同体”，而是浸润了中华文明传统、承担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使命的超大规模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也不是与各民族等量齐观的平行概念，而是高于各民族的、具有更高层次认同的民族。正是通过政治一统、社会互动、文化浸润、组织领导等多重因素的聚力耦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彰显出超越西方“一族一国”和苏联“民族自决”理论的巨大优越性和原创性，通过课程的学习，要让广大学生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